痕迹

就连走路时腰杆都是挺得直直的。就在离京的前一天，我第二次走进了他的家，向他告别。那时，我满脑子都是“上山下乡闹革命，哪里艰苦哪安家，”至于走了以后是否还能见到他，他又会去哪儿，却没有功夫去考虑。

到了“广阔天地”，那里的生活与我下乡之前想象的相差甚远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大家的别扭劲都过不来。每天天一亮我们就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下地干活。一天下来连说话都懒得说，生活枯燥乏味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也不知是谁搞了本《外国民歌200首》，里面的歌词深深地吸引了我们。大家竞相传看、传抄、传唱、传吹（口琴）。我尤其喜爱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每当听到或唱起这首歌，我都会抑制不住内心的躁动。总有想给他写封信的欲望。但始终未能如愿。原因很简单：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总不能在信封上写乳名吧。

1970年，我第一次回北京过春节。不知是因为在农村活重吃得多，还是我处在身体发育高峰期。1．60米的个头，体重却已到了138斤！胖还不算，脸被风吹得又黑又皱，手也裂了几道大口子，钻心地痛。嗬，这副模样一到家，立刻引来了前院后院许多大人小孩的围观。甚至有人脚踩砖头爬到后窗子上向屋内看，真不亚于看耍猴的。围观的盛况通知了后院的他——“我回来了”他是独子，没有去上山下乡。那时他已在某个单位参加工作了。下班后，他常抽空到我家和我聊天。

“你到农村习惯了吗？”他的语气倒像个大哥哥。

“开始不习惯，现在好多了。”

“你学会蒙语了吗？”

“我插队的那个村几乎都是汉人。我学了几句，还是在旗里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时，跟外队的蒙族人学的。”

“说给我听听，好吗？”

“‘塞塞的’意思是‘好’。‘猫猫的’意思是‘坏’。‘亚么那’意思是‘走吧’”。

“真有意思。有点像说日语。”他笑出声来。

“你学会骑马了吗？”

“没学会。但骑过马。是在春节前我随公社的黄会计一起，到各生产大队探望没回京过春节的知青时，与他合骑过一匹马。”

“你怕吗？”

“怕？不怕！”我很得意。“用小腿一夹马肚子就会在无边的草原上欢快地跑起来。那感觉真是痛快！”

也可能是我又长了两岁，在外面闯荡了两年。和他在一起时，少了些羞涩，多了些爽气。看得出他也喜欢我这个变得并不漂亮，但很纯朴的女孩。